佛学大辞典

读音：[chuan2 jiao4 da4 shi1]

日本僧名。七六七年、或七六六年~八二二年。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即最澄。亦称根本大师、山家大师、叡山大师等。出生于近江国（今之滋贺县）滋贺郡古市乡的琵琶湖畔。幼名广野。父亲是中国裔的归化人士?三津首百枝，母名藤原藤子。广野就读小学，自幼天赋聪颖，七七八年（日本宝龟九年）、十二岁，出家成为近江国分寺僧?行表（七二二年~七九七年）的弟子。七八○年（宝龟十一年）、十四岁时，近江国分寺僧?最寂殁，出缺而剃度，继承最寂的名字，号称最澄。此时得其师?行表传授“心归一乘”之教。七八五年（延历四年）四月，十九岁时，于奈良东大寺的戒坛接受具足戒，但在短短三个月后的七月便进入比叡山，构筑庵室，着五条。据说是在此地彻底反省自己，觉悟生逢五浊恶世，愚昧且未守戒律的我身，而立誓与众人一同解脱，建设佛国土。于是诀别以往的奈良佛教，决意重建新的佛教。在比叡山鉆研中国华严宗的法藏（六四三年~七一二年）着、，及鑒真（六八八年~七六三年）携回的天台三大部等，开始信奉为根本的中国天台教义，七八八年（延历七年）创建日枝山寺，称一乘止观院。此即后来成为延历寺中心的根本中堂。七九七年（延历十六年）、三十一岁时，奉敕命担任内供奉（内供奉十禅师的略称。于宫中的内道场从事供奉的十位僧侣），由近江国的正税提拨费用予比叡山。此意味比叡山已被认定为公家的僧团。七九八年（延历十七年）、三十二岁时，在比叡山首次开办法华十讲，讲授八卷与开经的一卷及结经的一卷，八○二年（延历二十一年）、三十六岁时，应和气弘世等人之请，在山城高雄山寺讲授天台三大部。于教义上是以此天台三大部的讲义，视为日本天台宗的独立开创。此次在高雄山的讲义，成为对诸宗展示天台卓越教义的机会。八○三年（延历二十二年）四月，三十七岁时，奉桓武天皇祈愿正确传承中国天台教义之命，以“还学生”的身份渡唐。弟子义真（七八一年~八三三年）以译语僧的身份陪同，搭乘遣唐使船，从难波出航，遭遇暴风雨而折返九州，翌年七月，再由肥前国（今之佐贺县）松浦郡田浦出港，航抵大唐的明州。此时，另一僧?空海亦搭乘不同船只抵唐。虽是短短八个多月的停留期间，最澄在台州及天台山，得妙乐大师湛然（七一一年~七八二年）门下的道邃（中国天台第七祖）及行满传付天台法门，又得天台山的惟象及越州的顺晓首次对日本人传付密教法门，更得天台山的翛然传授禅法，道邃传授大乘菩萨戒。亦即蒙得所谓圆、密、禅、戒的四种传承。如此广泛的鉆研，想必是有意以为中心，将所有佛教加以统合。返日后不久的八○五年（延历二十四年）九月，奉桓武天皇的敕命，在高雄山寺举行日本首次的密教灌顶；翌年，奏请创设天台宗获许，于南都六宗之外，另分配年分得度者（律令国家的剃度制度，每年公认一定名额的剃度者）二人。定其中一人修止观业（专攻摩诃止观），另一人修遮那业（专攻大日经）。于是日本天台宗得到国家的公认，该年在日本首次对弟子圆澄等人授与圆顿戒。但、同年，一向外护最澄的桓武天皇驾崩，多难时代降临。与空海透过书信往返等的方式所建立的交情，因为圣典借贷及成为空海门下的弟子泰范背叛而恶化，八一三年（弘仁四年）与空海绝交。八一四年（弘仁五年），为兴建六所宝塔（收藏法华经一千部的宝塔，于西国、东国、比叡山各建二座）而赴九州；八一七年（弘仁八年）更往下走，远至上野国（今之群马县）、下野国（木县），以此为契机，与住在会津（福岛县）的法相宗僧?德一（生殁年不详）之间，就一乘思想与三乘思想的真实性展开争论（三一权实论争），直至死前一年仍未中辍。德一着有、等书，站在法相宗所说，众生具备的素质在先天上即已各有不同，可分为五种的五性各别之教，而主张三乘（声闻、缘觉、菩萨）才是真实、一乘为方便。针对此点，传教大师著、、等书，从法华一乘的立场，主张佛的教义存在三乘差别是基于引导众生而设的方便，终归一乘才是真实。八一八年（弘仁九年）至翌年间，向朝廷上奏（六条式、八条式、四条式），于比叡山设置新戒坛，只依大乘戒举行授戒，其后十二年间，闭居比叡山，寄望建立修学制度。其中在里，传教大师主张的大乘戒是所谓真俗一贯，亦即出家与在家共通的同一戒。对于传教大师的此一构想，护命及长慧等的南都诸师纷纷表示反对，传教大师于是着据理力争。八二二年（弘仁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向义真付嘱一宗，六月四日于比叡山上的中道院入寂，七日后敕许建立戒坛，翌年得嵯峨天皇赐予延历寺的寺号。八六六年（贞观八年）七月十四日，清和天皇謚封传教大师的大师号。日莲大圣人于一二三七年（嘉祯三年）、十六岁时，在天台宗所属的清澄寺出家，并以传教大师开创的比叡山为中心，展开西国游学（覆妙法比丘尼书、第一四八三页）。日莲大圣人将传教大师主张诸宗须以天台教义为依据的评断为：“大师第一秘籍”（报恩抄、第三二七页），并称：“佛法传来日本已七百余年，解读法华经者，只得传教大师一人而已”（开目抄、第二一三页），指出的实义是有赖于传教大师最澄才得以弘通日本（撰时抄、第二八二页）。同时，日莲大圣人又以传教大师受憎于南都六宗的事实，而说他正是“法华经行者”（如说修行抄、第五二三页），并明示释尊、天台大师、传教大师、日莲大圣人相连的流布系谱“三国四师”（显佛未来记、第五三一~五三二页）。大圣人又就传教大师建立大乘戒坛的功绩，极力推崇称：“延历圆顿之别受戒，不仅是日本第一，佛灭后一千八百余年间，身毒、尸那、一阎浮提未曾有之灵山大戒，始于日本国出现。以是，论传教大师之功，超过龙树、天亲，胜于天台、妙乐，是圣人也”（撰时抄、第二八三页）。不过，大圣人指出，传教大师所说的大乘戒是“迹门大戒”（覆下山书、第三八五页），并非适合末法今时的戒。大圣人又说，传教大师亦曾表示：“正像稍过已，末法太有近”，盼望此末法的到来（观心本尊抄、第二七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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