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非佛说论
读音：[da4 sheng4 fei1 fo2 shuo1 lun4]
主张大乘佛教不是释尊亲口所说之教的见解。早在印度及中国即已有人主张大乘佛教是释尊灭后，假托释尊而作出的思想。对于此点，日本则是从佛教传入之初，就以大乘佛教为释尊的直说，且以胜过小乘的见解为议论的前提。此是肇因于将一切经典皆视作释尊的直说，并加以分类、建立体系，试图予以序列化，而在中国所完成的教相判释，几乎是与佛教同时移入的缘故。其中又以建立五时八教的教判，强调至高性的天台思想，影响最大。从平安时代到中世纪，大乘佛教、尤其是释尊出世的本怀，在知识份子之间，几乎已成为常识。到了江户时代，又在各个学术领域展开实证性的研究。严谨实证性的追求下，开始针对过去毫无批判就将其内容照单全收的古籍，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并获致成果。以中国古籍为对象的古学及以日本古籍为对象的日本古典学，即其典型代表。在此种实证精神高昂的风潮中，首先将大乘佛教置于批判研究的俎上的，是江户中期的思想家?富永仲基（一七一五年~一七四六年）。他在的著作中，主张大乘非佛说论的根据，是所谓的附加逻辑。亦即他认为，是在本来的释尊教说被添加各式各样的要素，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许多的大乘佛典。他的大乘非佛说论，主要是从学术上的关心展开论述，原本并不是以批判佛教为目的。然而，一经披露，当时对佛教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便一哄而起，看準这点，开始拿来当做排挤佛教的武器。其代表性的人物，即是平田笃胤（一七七六年~一八四三年）。平田氏在等的著作里，以充满敌意的文体强烈抨击佛教。尤其被平田氏憎恶为神敌的，首推真宗和日莲宗。随着以大乘非佛说论为依据的佛教批判日渐盛行，才促使佛教界开始针对他们进行反驳。但亦仅止于一再重复旧有的主张，能够正面迎战富永氏的论点，甚至具有说服力，足以将他驳倒的著作，在江户时代始终不见出现。进入明治时期，大乘非佛说论再度引爆话题。这是因为西方实证性的佛教学研究、佛典研究被引进日本，印度佛教的发展历史才得以究明，也开始明白原始经典（巴利语佛典、汉译阿含经等）才是释尊的直说、或近似直说所致。依据此种近代的学术成果，日本学者之间，甚至也有人公然鼓吹大乘非佛说论。从学术立场，首先倡论大乘佛教非佛说的人物，即是村上专精（一八五一年~一九二九年）。相较于他以前的大乘非佛说论是从反佛教的立场出发，村上氏则是采用近代佛教学的手法，从实证的立场提出论点。而且他又是拥有真宗僧籍的人物，所以造成的沖击颇大，使得佛教界全被卷入，展开一场激辩。但在其后的日本佛教学里，大乘非佛说论的本身却逐渐偏离主要的关心领域。所关心的问题重点，反而转移到小乘经典中有哪里些是正确传达了释尊的言行、大乘经典中有哪里些部分可视为佛说的正确发展等等。此一趋势演变至今，已不再是一味地将大乘斥为非佛说，而是肯定大乘佛教的意义，并试图从中去找出有价值的部分，此种立场已蔚为主流，且可大致归纳出三个走向。第一个走向是，指出大乘佛典和原始经典、部派佛教在教理上的类似性、共通性，主张原始佛教中即已包含大乘要素者。如果是站在此类的立场，则很有可能将大乘视为释尊直说的正当发展。第二个走向是，就超越言语的究极证悟而言，认为大乘直结释尊的观点。此是由于至高目标的证悟从原始佛教到大乘经都是一贯的，两者的差异只在于相同的证悟如何表现出来而已。第三个走向是，主张经典的价值不在于释尊是否确实有说，而应视其内容作出判断的立场。从学术的观点来看，纵使被视为释尊直说的原始经典本身，也可看出在历史上经过相当发展的痕迹。因而主张，试图去探索释尊真正直说的此项工作，终究是意义不大的行为，倒不如应以教义内容的高低做为判断是否佛说的基準。以上各者在目前最具实力的是第一个走向，亦即认为大乘思想早以最原始的形态存在于释尊的证悟及其教义之中，后来顺应新时代的宗教需求，再以新形态发展出来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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