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度
读音：[li3 du4]
谓礼节法度。在中国是以礼与刑罚不分的情况下发展出来，不久随着刑法从礼中分离出来，礼才尽可能不带有权力的强制性，而逐渐升华为自律性的一种陶冶人们内在的文化。汉的戴德所编纂是将礼度与刑法并列而说：“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在此是以礼为中心，刑法被定位为辅佐、支持礼的必要措施。“刑期无刑”（尚书大禹谟）在基本上亦可说是相同的思维。此外，据说是戴德外甥的戴圣所编纂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由此可知，礼的对象并非一般庶民，而是统治者阶层的士大夫。反之，刑罚的强制力则成为控制一般庶民的手段。意思是说，士大夫能遵循礼而自动自发，克制自我，但是无教养、身份又卑微的一般庶民世界要以礼来建立秩序有其困难，至于能够自动自发、克制自我的士大夫则不需要刑罚的强制。由此种观点可见，中国古代所采用的礼度，不带有刑罚强制，是将自律进取的众人所适用的文化各项制度予以理想化的一种概念。此可说是理想化的礼度。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是农民出身，因此揭橥要将种种依士大夫与庶民而对象有异的礼制与刑法予以统一的理想，推行刑法的公平化，并将礼制普及于民间。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走上政权强化一途，礼制逐渐变成箝制民众的一种手段，沦为权力的附庸。即采取所谓儒教的国教化。孔子诞生的春秋时代，家族的此种人际关系是维系一切的根砥，从未考虑到家与国之间的矛盾。然而一切都以国家为优先考量时，儒教本身亦开始变质，沦为政权的附属品。例如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言（论语），原本是基于国家的施政方针不太可能让（大多数不识字的）民众了解，所以为政者不可焦急，首应在民间确实建立信赖关系之意。可是，随着儒教的国教化，该项解释出现逆转。变成是说，民众很狡猾，不可给予任何信息；民众要是取得了信息，就会抨击国家的统治，而且会躲藏在法的背后。总之，应该训练他们成为完全服膺长上的权威，唯命是从的忠顺人民。沦为意味愚民思想之物，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于是，儒教被利用作拔除民众之牙的手段，成为政权的附庸。日本德川幕府所采用的，在民众眼中看来，终究只是此种愚民思想的儒教罢了。不过，儒教对日本的影响并非只有负面的。上述理想中的礼度，在武士道中亦被完美的升华揉入，形成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御书立正安国论（第二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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