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受事件
读音：[shou4 bu2 shou4 shi4 jian4]
自日本室町时代中期，在日莲宗内发生有关应否接受布施的争议。所谓受不受，在日莲宗内是将同意接受不同信仰者供养的立场称为“受”，主张不应该接受不同信仰者施物的立场称“不受”。后来，酿成以冈山?妙觉寺为本山的日奥另创“不受不施派”的原因。此外，禁止与他宗僧侣同席读经称“同座禁”，赴他宗的寺社参诣，基于严守此不受不施的精神亦被禁止。室町时代一四一三年（日本应永二十年），京都?妙觉寺日成发布，禁止参诣他宗堂社、供养他宗僧侣，及接受他宗信徒的供养。中山法华经寺第三世日暹的弟子日亲，于一四四○年（永享十二年）欲劝谏将军足利义教（一三九三年~一四四一年）反而被幕府逮捕，据称头曾被冠上灼热铁锅等的虐待，所以人称“冠铛日亲”。他对当时日莲宗各派接受不同信仰者施物或供养的态度非常愤慨，于是高唱不受不施，抨击日莲宗各派。安土桃山时代到了织田信长（一五三四年~一五八二年）的时代，信长对佛教大肆迫害，公然做出屠杀僧侣、破坏寺院等的行径。日莲宗各派惮其淫威，纷纷转向潜研天台教学。因而引起反弹，不受不施论应运而生，关东有池上的日惺、饭高的日尊，关西有日奥、日经提倡不受不施。进入丰臣秀吉（一五三六年~一五九八年）的时代，基督教被禁止，佛教才受到保护。一五九五年（文禄四年）九月，秀吉在京都东山营造的大佛殿落成庆典上，举行千僧供养会，并邀请日莲宗参与。日莲宗各派因而分成受与不受二派展开争论，其中极力主张不受不施的，是妙觉寺的日奥。由于宗门堕落，日奥愤慨之下，便离开妙觉寺，迁住丹波国（今之京都府一部分与兵库县）小泉，对秀吉提出谏状，又上奏后阳成天皇，力倡不受不施之义。一五九九年（庆长四年），德川家康（一五四二年~一六一六年）下令，传唤日奥到大阪城，与妙显寺的日绍、妙国寺日晓对论，但坚持不改己说，晚年被流放对马。因此，受不受的争论似乎暂告平息。日莲宗身延派等的各寺院遂订定七条的条目，甘与幕府权力妥协。江户时代其后，日奥虽因家康息怒而获赦免，仍坚持不受不施，并责斥身延派。家康殁后，日奥返回妙觉寺，重建堂塔等，而在江户初期拥有压倒性的势力。身延派为挽回劣势，自一六二四年（宽永初年）起，即以发布日莲宗法度为目的，由日乾、日远、日暹等历代身延贯主再三向幕府提出上诉，幕府因此在一六三○年（宽永七年）裁决，举行“身池对论”。由于身延派日暹的上诉，导致身延、池上两派在江户城举行对决，身延方面派出日乾、日远、日暹等，池上方面派出日贤、日弘、日领、日树等僧人进行法论，裁判有天海、林罗山，奉行有酒井雅乐头等人。结果池上方面论输，日树流放信州伊奈，日贤流放三河，日领流放奥州相马。此后十二、三年间，不受不施论的气焰渐衰，但到了正保、庆安年间又死灰复燃，抨击身延等的受不施（只接受他宗信徒供养，而不向他宗僧侣施予供养）之义。由于身延方面就此事向幕府提出控告，致使幕府于一六六五年（宽文五年），命令各寺必须提出切结，承认所有的寺产，包括饮用水、道路等皆是国主供养，且表示欣然接受。同时禁止不受不施派，不得再发行寺院证明。因而造成不受不施派的分裂，分成软硬二派，亦即硬派的恩田派和软派的悲田派。恩田派认为，遵从幕府之意将构成谤法罪，所以极力反对，结果恩田派的平贺、日述被流放伊予吉田、兴津的日尧流放赞岐丸龟。软派遵从幕府之命，才得免除流罪。其影响波及全国，硬派的恩田派之中，有人自杀、饿死，下场极为悲惨。日讲亦被流放至日向的佐土原，而在此留下三十六卷。另一方面，悲田派虽坚持比较温和的不受不施主义，但因身延派的日脱、池上派的日玄提出控告，而遭幕府于一六九一年（元禄四年）发出停止命令，僧侣七十余人被流放伊豆七岛；一六九八年（元禄十一年）谷中感应寺的日辽、碑文谷法华寺的日附等又遭流放，并令其寺院改宗为天台宗。住持提出誓愿书，归伏身延，至此两派皆已全灭。不受不施的禁令，是幕府箝制宗教的主要政策，而且不受不施派反对政权、标榜教权独立，此对幕藩体制的强化、整顿亦构成一大阻力，因而遭受迫害。被放逐的信徒或僧侣为守护信仰，于是培养独特的秘密组织。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準许再用不受不施派之名与布教时，隐匿于各地的不受不施派始露出其全貌，并予组织化。富要八史料类聚（第四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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