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
读音：[e4]
“善”的相反词。指反价值的现象及其对象。于日常上用作相当广泛的意义。例如：丑对美、有害对有用、疾病对健康、战争对和平等。这些都是带给一般人痛苦及不快乐者。在狭义上是被视为道德伦理的意味，人心内在的恶亦成为探讨的主题。尤其在宗教上，是当作根本的问题加以论述，与救济的问题有密切关联。古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所说的恶古希腊思想（Hellenism）认为恶是来自人的盲目与无知。对于不知恶是从何而来的人而言，恶是以命运显现出来。希腊悲剧里，强调人类处在人间法（nomos）与自然法（physis）之间而进退维谷的窘态。不成为神的人，只有甘受命运的摆布。对于这点，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四七○年~前三九九年）在心灵的应有状态中找出人类的善恶。倡说无知正是恶的原因，而回避此恶的方法为“无知的知”。认为人类既然是有限的存在，就无法摆脱无知，但重要的是，起码要自觉自己的无知。无知的自觉是人类的智能。于是往爱惜此智能的“哲学∥philosophy”去探索心灵的救济。柏拉图（Plato，前约四二八年~前约三四八年）继承苏格拉底的观点，倡言心灵在整体上保持和谐时便可获得正义之德（人性的善）。而智能、勇气与节制是可从中获得的德目（包含正义称为四元德），反之，不和谐的心灵则具有所谓无知、怯懦与放纵（以及不正）的恶德。相对于此种古希腊思想的主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而将恶当作人类的意志问题，从意志主义（voluntarism）加以解释的则是希伯来思想（犹太?基督教思想）。里有个逐出乐园的故事，描述亚当和夏娃未能遵守上帝的交代，受到蛇的诱惑，吃下苹果，使得人类终生揹负此罪，尝尽种种的劳苦。于是为恶意志的存在便形成问题。尤其是基督教的原罪思想，更认为人类祖先所犯的罪甚至及于子孙，以致对其后的人类观造成重大影响。据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三五四年~四三○年）所述，恶之所以弥漫于此世间，是由于人类的本性带有一种违逆上帝意志、即永恒秩序的倾向。由此原罪获得解脱，就是相信耶稣的赎罪（由代表人类的耶稣抵销罪过）。因此，根本的恶是出自人类自己意志所产生的傲慢。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四八三年~一五四六年）及喀尔文（Jean Calvin，一五○九年~一五六四年）等的宗教改革家们，亦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栖息着不可救药的恶，更称必须彻底自觉此恶的本性。又说，救赎并不在于人的意志，而完全在于上帝的恩宠。此种意志主义的希伯来思想，是把恶的意志想成一种象征化、人格化的“恶魔”，带有陷入所谓神与恶魔的二元论式的倾向。近代思想所说的恶即使在近代，基督教思想仍垂落颇大的阴影。例如莱布尼兹（Gottfried W. Leib-niz，一六四六年~一七一六年）是往人这种被造物的不完美性去探索一切罪恶的根源。但是，启蒙思想扬弃了教会所解释的原罪思想（谓亚当的罪由全人类承受的一种见解），所以到了近代，不从宗教（基督教）上、形而上学上解释恶，而从经验上加以说明，更试图当作个人道德、伦理来解释的倾向正与日俱增。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五八八年~一六七九年）不认同绝对的恶，认为只有相对的恶。亦即，只有某人所憎恶或厌恶的对象才被视为恶，且是因时、因地而有不同。洛克（John Locke，一六三二年~一七○四年）亦认为恶是后天的产物，只视为经验上的一种问题。此种见解衍生出十八世纪以后把恶视为社会问题的观点。边沁（Jeremy Bentham，一七四八年~一八三二年）等人的功利主义是把恶视为苦（不快乐），主张把苦减至最小限度是社会政策的必要目标。此外，康德（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年~一八○四年）在其伦理学中，是把人类行为上产生作用的意志动机当作问题。主张人之所以为恶，是意志按照自爱原理给行为赋予动机的一种现象。人是追求幸福的动物，只有以自爱为动机时才会成为恶。更在宗教论里，主张人只要有自由，就极可能经常带有恶。此根本恶，是一种试图将自爱原理置于道德法则上的颠覆情感。针对近代此种善恶二元论的见解，黑格尔（Georg W. F. Hegel，一七七○年~一八三一年）按照其辩证法，主张恶亦带有积极的意义。并且试图从希伯来思想的意志主义，回归到主智主义。东方思想所说的恶古时候有一种见解，把恶视为根源的宇宙力量，与另一方的善力量相争。古希腊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认为，光明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与黑暗神“安拉?曼尤”（Angra Mainyu）的对立、纠葛，决定了世界的命运。此善恶二元论又由摩尼教等所承袭，而对西方亦产生影响。古印度在的时代，是相对于“天则”（rta），而把违背它的“反则”（anrta）视为邪恶。但是在印度，随着对人的关心日深，法才渐被视为存在于人的内部。在婆罗门教是把违反祭仪视为罪恶，但（Upanisad）的思想家们以业的思想、轮回思想超越了婆罗门教的祭仪主义。亦即，着眼于恶业是发自欲望，倡说断灭欲望即是断除现世的恶之根源，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并指出此悟达的境地为梵我一如。中国古代亦有为了预知上天的意志，而藉由龟甲等，占卜吉兇。到了周的时代，人性的问题被提出来。本来，中国人的思惟是排斥抽象事物，较为偏好体验性、具体性的事物。尤其是儒教，更不把善恶与神扯上关系，而在人及社会上作体验性的阐论。孟子提倡性善说，阐述人本来带有善的性质，恶是由环境所造成（孟母三迁）。相对于孟子，荀子则提倡性恶说。谓观察人时，即可明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行动。强调为了约束此恶的性质，必须重视礼，从外在去规范行为。佛教所说的恶（1）恶的字义善、恶、无记的三性之一的恶（papa），使人招受苦恼者。又意味恶行（恶业。papaka）、道德之恶及其报应、丑陋（不善。akusala）等。（2）废恶修善之教的佛教佛教从最早期，一般都是劝人废恶修善，此是重视所谓“善因善果（乐果）、恶因恶果（苦果）”的业报因果之故。不过，更值得注目的是，亦说有与善、恶相对，不属于其中任何一者的无记（非善非恶）。经常被用以表示废恶修善的，就是（Dhammapada）的七佛通诫偈。其中叙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任何坏事都不可以做，各种的好事都要实行，自己来清净自己的内心。这就是诸佛的教示）。将恶行（恶业）予以具体整理出来者，以十恶业（十不善业）最为人所知。即杀生、偷盗、邪婬、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欲、瞋恚、愚癡的十种，前三者是身的恶业，次四者是口的恶业，末三者是意的恶业。讲说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内心的行为都有恶的存在，跟言语相关者有四种，表示恶的原因多半出自于口。又举出特别恶质的行为，有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五种。认为上述的五逆罪，依其业因必堕无间地狱。并说，此等的恶是由烦恼所引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明（根本上的无知）。故为断除烦恼，才建立种种的戒律，以利从事修行。（3）大乘佛教对恶的克服于大乘佛教是谓，分别善恶的行为本身就是迷，而着眼于分别作用。“分别”是阿毘达磨（Abhidharma）哲学所重视的方法，龙树（Nagarjuna）在批判阿毘达磨哲学所主张的法有（恒常不变的本体），破折其自性，宣扬大乘的空观。在无分别智、空观的立场上，超越善恶二元的区别，衍生出善恶不二、邪正一如的主张，但在另一方面，则产生恶是究极真如或归属于佛的争论。此主要是在天台与华严之间所争论的问题，类似西方的神义论（探讨恶的存在与上帝正义的论辩）。于天台教学是主张本有真如、佛性具备本性上的恶。上卷云：“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大正第三十四卷第八八二页）。亦即，一阐提虽无修善（善的行为），但有本性上的善。佛虽无修恶（恶的行为），但有性恶。因此才说，极恶之人亦有成佛的可能性，又洞察佛亦具有恶的本性，所以救济一切众生才有可能。（4）日莲大圣人的立场日莲大圣人在有云：“善恶者，无始以来左右之法也。权教及诸宗之心，善恶止于等觉。若尔，至等觉止，互有所失。法华宗之心，一念三千、性恶性善，犹备于妙觉之位。元品法性，显为梵天、帝释等；元品无明，显为第六天魔王”（第一○三六页）。指出十界的任何生命本来都具备善恶，虽是根本的恶，依信受十界互具的本尊，亦可转变为善的作用。十界互具、事之一念三千的本尊，是使此救济成为可能的当体。“是以，首题五字悬于中央…第六天魔王、龙王、阿修罗，其外，不动、爱染，分列南北两方。恶逆之达多、愚癡之龙女，据一座；夺三千世界人寿命之恶鬼，即鬼子母神、十罗剎女等…此等佛、菩萨、大圣等，以及序品列坐之二界八番之杂众等，不遗一人，皆住此御本尊中，受妙法五字光明之所照，现本有之尊形，是云本尊也”（覆日女书其一、第一二九四~一二九五页）。于妙法中，纵是再大的恶，亦可转换为善的作用，开觉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又、善恶亦是依所对不同而产生者。法门有高低浅深，高深的教义与低浅的教义相对时，前者为善，后者为恶。而善更有大善、小善，恶亦有大恶、小恶。权经较之外道虽为善，较之实经则不过是小善。正如所述：“持小善以攻大善，以权经而失实经者。小善还成大恶”（覆下山书、第三六五页），于法上，价值的序列一丝不紊。诽谤妙法的谤法为大恶，只有大善的南无妙法莲华经具有转换大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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