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
读音：[tang1 yin1 bi3]
Arnold Joseph Toynbee，一八八九年~一九七五年。英国具代表性的史学家之一。于牛津大学求学，又赴希腊雅典留学后，在母校的贝里欧里学院担任希腊罗马古代史的研究员兼教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被编入英国外交部的情报部门，参与土耳其相关的任务。又担任巴黎和谈（一九一九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以具有国际问题实务经验的专业人士而崭露头角。和谈结束后，担任伦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自一九二五年起，担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主任，相当活跃，而逐渐成为知名的现代史家。他自牛津大学毕业那年的一九一一年，在非洲的摩洛哥发生巴巴里族的叛变，宗主国的法国以保护己国侨民的名义介入，德意志帝国亦决定派遣舰队。被称为第二次摩洛哥事件的这场暴动，震撼了当时欧洲的知识份子。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战火一触即发之际，欧洲列强之间的利害沖突势必导致关键性的破局。三年后，欧洲卷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战。死亡人数八百五十万人，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发动全面战争的灾祸，连一般市民亦不得幸免，整个西欧社会都受到波及。这场惨剧使许多人预见世界末日的到来或文明的灭亡，尤其给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一八八○年~一九三六年）及汤因比造成莫大沖激。他们由这次事件联想到公元前四三一年~公元前四○四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ennesian War），肇因于希腊内部各城邦的利害沖突而引爆的这场战争，成为希腊罗马没落的第一步，此一事实让他们看见了自己文明的命运。因为从两起历史事件的对比考察中可以发现，由于欧洲各国间的利害沖突所引发、且波及整个欧洲世界的大战爆发，无非是意味西方世界没落的第一步。怀抱着这种危机意识，史宾格勒从一九一一年起的十四年间，执笔主要著作，一九二一年，汤因比受到史宾格勒的著作所影响，试图在经验主义上加以超越而开始执笔。此后至一九七一年止，耗费五十年间，完成多达十三册（含“图表”）的毕生鉅着。汤因比从宏观的角度重新掌握世界史，肯定西欧文明以外的其它文明、文化，平等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克服过去的西欧中心主义，成为比较文明论的代表人物。他不以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而考虑“文明”，且否定一向主宰历史学的“单系历史观”，而站在“多系的历史观”，完成十四篇的与十七篇的之外，世界史所出现总计达三十四篇的各文明研究，以及文明兴衰的各种模式研究，即文明变动论的伟业。比起史宾格勒，他的文明论更具归纳性、经验性，且符合历史，但与先进们同样，他亦重视文明的兴衰，主张一个文明是经由诞生↓成长↓挫折↓消灭的阶段，任何文明皆离不开此种的兴衰模式。更称，文明在解体期丧失创造性，背离大众的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少数的统治者”，藉由军事独裁打造世界国家，而被弃置不顾的民众则变成内向型的劳动阶级，从苦难中孕生“高等宗教”，形成“世界教会”。不久，位于世界国家周边的外向型劳动阶级推翻世界国家，新的文明以“世界教会”为核心而诞生。汤因比把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接踵而至的欧洲战乱，视作西方文明的解体，以无比忧虑的眼光注视着的神情，不言可喻。但其忧虑的背后，必然期待着有一个形成新文明的崭新高等宗教发展出来。成为其生前最后一本书的，这本与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谈集便是充满着那股期待的对话。汤因比本来的研究领域是希腊史、希腊文化，在此领域里亦留有为数众多的鉅着。不仅如此，还从事上述庞大的文明研究，他的伟业令人叹为观止，何以能够毕生持续从事如此壮大的研究呢？在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使人类绝灭、抑或学习今后以单一的家族而过活，人类正面临着必须在此极端的两者之中选择其一…欲拯救人类免于灭亡，我们必须找出一个能够超越宗教、文明、国籍、阶级、人种等的传统差异，使彼此和睦相处的方法。而为了达成和睦相处，我们必须互相了解彼此”（第一分册第五二页）。互相了解彼此、超越差异、和睦相处，汤因比为指出如此朴实、且别无他途的唯一途径而毕生付出的努力，实不可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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