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家山外
指台宗之山家派与山外派。即北宋初年，以知礼大师为主之天台正统派为山家派；对之钱塘派庆昭智圆等大师为山外派。由唐末天下战乱不息，台宗典籍大多散佚，其后从韩、日本逆输入有关天台典籍，幸而于九、十世纪顷获台学复兴盛况!
然由对于原典看法不一，遂导致观点歧异!久之乃有山家、山外之对峙。两派对抗起于对‘金光明经玄义’广略二本真伪问题之论争，广本有“观心释”一章，略本则无。两派分裂，肇始于五代末，当时高论清竦大师门下有螺溪义寂、浙江志因大师。所谓山外，乃从志因之弟子慈光晤恩大师，晤恩之弟子有奉先源清、灵光洪敏大师，源清之弟子有梵天庆昭、孤山智圆大师，庆昭复有永福咸润、永嘉继齐大师等弟子，为山外派之系统。而山家派，乃义寂门下有宝云义通、国清宗昱大师，义通之弟子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宝山善信大师。知礼复有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兴教梵臻、广慈慧才、净觉仁岳大师等。
两派之笔战论诤，先是从山外派之晤恩大师以“观心释”作‘发挥记’一书，认为是后人附加，而专依解释略本，其门弟源清、洪敏大师，亦造“难词二十条”同尊此说，且否定广本之“观心释”。时有善信，致书知礼大师请其撰文对评二十条难词，知礼大师作“扶宗释难”，指摘二十条难词之说。源清大师门下二杰：庆昭、智圆大师合作“辨讹”，以扶助‘发挥记’。知礼大师又撰“问疑书”以诘“辨讹”之说，庆昭大师亦以“答疑书”回覆之。知礼大师更作“诘难书”，庆昭大师则着「五义书”转申其意。知礼大师又以“问疑书”责难之!逾年未获答书，知礼大师遂以“覆问书”催促之!庆昭大师于是撰“释难记”以为解说。如此往复五回，其间共历七年。景德三年（1006），知礼大师综括前后十度往返论文义，而撰‘十义书’。翌年，庆昭大师亦作“答十义书”为之辩抗，知礼大师更撰“观心二百问”反诘之!
又经十余年，智圆大师又撰‘光明玄表微记’，复以“四难”否认广本之‘观心释’。翌年，知礼大师作‘光明玄拾遗记’，论破智圆大师之说。自晤恩大师否认广本，至知礼大师论破“四难”，前后历四十年，其间之诤议论点虽多分歧，然主旨尽在观心之真妄境之诤为焦点!
山家派主张“妄心观”，其观心目的在转凡心而实现理心，应修圆观之直接对象为日常起灭剎那心，所谓真性理心，本非对象性之物，故不成为观察对象，而能成对象只有无明妄心，故针对观妄心，方能趋入三谛妙理。
山外派则主张“真心观”谓观道要点，在依妙解而定妙行，妙解乃理解圆融三谛三千之圆理，妙行是实行圆妙之三观；由妙解而得妙行，即无真妄之别，亦即依妙解而得实相三谛理心，此须视一理心为观法之直接对象!此理心（一心、一念）并非妄心妄念之一心，而是灵知自性心之不思议境!以上论诤，若从哲学观点上可谓是“山家实相论”与“山外唯心论”之争而已。
山外派唯心论，显已离开天台“性具说”而趋近华严为媒介而显‘大乘起信论’的论调!山外以唯圆之思想，山家则以别圆二教圆融之思想，故知礼大师在‘十不二门指要钞’中，立华严为别教，主张“别理随缘”，山外则反对此说。
此外，就智者大师之‘请观音经疏’所说“理性毒害”问题，亦导致知礼、智圆大师间之论诤!智圆大师作‘阐义钞’主张“理毒”应消伏，故理毒可断且非性恶；知礼大师即作‘释消伏三用章’“十九问”，提出“理毒即性恶”，谓存性恶不必断。由此，智圆大师仅就圆教上立论，知礼大师则就别圆二教圆融而说。其后庆昭大师之门人咸润大师以‘签疑’驳斥知礼大师，知礼之门人净觉大师即着『止疑’反驳之!
又关‘观经疏妙宗钞’所说“色具心具”说，两派主张亦异。‘妙宗钞’乃知礼大师所撰，其主张“心法”与“色法”同体皆具有三千，皆为能造能具之总体；山外派之咸润大师作‘指瑕’反对知礼大师之说，主张心法与色法互异，心法具有三千，为能造能具之总体，而色法不然!仅为所造所具之体。净觉大师乃撰‘抉膜’以驳斥咸润大师之说。
另就“三千之有相无相”，两派亦各执一端，山家派主张理事一体，无论理造三千或事造三千，皆为“有相”而有差别现象；山外派则认为理具三千乃平等而无相，事造三千始为“有相”，且有差别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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