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哲学
读音:[sheng1 cun2 zhe2 xue2]
泛指十九世纪后叶至二十世纪前叶,在欧洲所兴起一连串的哲学。英语称为philosophy of life,德语是Lebens-philosophie,又译作“生之哲学”。以反对受近代科学进步所影响的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的反命题(antithesis)而兴起,试图掌握理性(合理)主义、要素还元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整体生命变动。其最早倡议的先驱,当推曾在康德(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年~一八○四年)的影响下仍着眼于生命之非理性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一七八八年~一八六○年)。他一五一十记述了人的存在受到无目的之欲望(求生意志)所左右的事实,对年轻时的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一八四四年~一九○○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以人的生存意愿为根本的命题,已在十九世纪初叶由德国观念论的费希特(Johann G. Fichte,一七六二年~一八一四年)及法国的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一七七六年~一八二四年)等人所提出,尤其是柏格森(Henri L. Bergson,一八五九年~一九四一年)受到后者的影响更为强烈。生存哲学开始采取一种思潮的形态出现,是始自十九世纪后叶活跃一时的尼采。他将叔本华的“求生意志”掉换成“权力意志”,讴歌生命本来的丰饶性。在追随尼采的模式下,又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一八三三年~一九一一年)、欧肯(Rudolf C. Eucken,一八四六年~一九二六年)、西梅尔(Georg Simmel,一八五八年~一九一八年)等人,活跃于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狄尔泰将生命解释为一瞬也不停止的流动,提倡以解释学的方法去理解生命的表露,以及视为其表现的历史与文化。欧肯又主张一种普遍性的精神进程,认为是从非有机的自然逐渐进化至“精神的生命”;而西梅尔则是认为,在不断产生“更美好的生命”与“更胜于生命的事物”的超越作用中,存在着生命的本质。站在这个思潮顶点的,就是法国的柏格森。他将生命的真相称为“纯粹持续”,认为使此持续的紧张呈现缓和状态的就是物质,由于内在“生命的飞跃(elan vital)”而孕生世界的创造性进化。又有西班牙的奥尔特加(Jose Ortega y Gasset,一八八三年~一九五五年)着眼于人格根柢所存在的生命力,主张文化是要为生命服务,而不是生命替文化服务。如上所述,属于生存哲学的哲学家甚多,其学说也形形色色,但就其反对以静态理解生命,而主张动态理解,强调生命是不断的超越自我这点而言,则有相通之处。生存哲学对二十世纪哲学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广泛。在叔本华及尼采的影响之下,德国的谢勒(Max Scheler,一八七四年~一九二八年)及盖伦(Arnold Gehlen,一九○四年~一九七六年)构思哲学的人学,又有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一八七五年~一九六五年)提倡“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不只对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一八五九年~一九三八年)现象学的形成扮演了一个重大角色,还发展出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一八八九年~一九七六年)的现象解释学、加达默(Hans Georg Gadamer,一九○○年~)的哲学解释学,甚至产生所谓“解释学循环”的现代哲学局面。至于尼采和柏格森的哲学,又为海德格的存在论及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一九○八年~一九六一年)的身体论所继承,且对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一九二五年~一九九五年)等的后现代哲学家也产生影响。再就生存哲学所提倡生命的自我发展性与“求生存的哲学”这点而言,又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其具代表性的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八四二年~一九一○年)便与柏格森互有交往。日本的西田几多郎(一八七○年~一九四五年)则是在其“纯粹经验”的思想上,接受柏格森及詹姆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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